後視鏡

我说的。姜文是中国大陆少见的有才气的导演，贾樟柯是中国大陆少见的有头脑的导演。所以，我喜欢他们。当然，句式跟女人一样，最会骗人了。套用的话，张艺谋就是中国大陆少见的会刷油漆的导演，冯小刚是中国大陆少见的牙比舌头长的导演……

如今，我看到顾长卫揣着一副老农的诚实模样，在导演道路上奔着小贾一路去了。

我说过。根据莫须有的猜测，贾樟柯先生从《小武》到《三峡好人》都在跟“荒谬”两个字较劲，并且渐渐好像活明白了的样子。顾长卫对另外两个字念念不忘，就是“理想”。从《孔雀》到《立春》，从提出问题到试图求解。如今的世界，“理想”似乎成了一个笑料，要么就是带有坎普坎普的气息。但是顾长卫不动声色的说啊说啊，让本来好像要笑出眼泪的我们，渐渐地呆住，发现我们正在嘲笑的恰恰是自己，或者是从前的自己。

“有理想的人”近乎于不通世故的人、不好接近的人、乏味单调的人、怪物、异类、卡在嗓子的一根鱼刺。我写过，一篇关于《在路上》的书评，我认为应该尊重真正异类的存在，即使不跟从但宽容他们的选择。因为，他们意味着另一种可能，意味着世界的另一副面目；当然，当自身条件不足时，理想不过是可笑的狂妄。阿瑟·克拉克先生很客观：通常百年也难出一个伽利略或爱因斯坦，凡夫俗子最好安分点，别老想吃天鹅肉。

如果，我并不想凭一己之力发现木星卫星的存在，或者提出相对论，我的理想是唱歌剧到巴黎呢，或者考入中央美院，又或者仅仅是获得尊重呢？要是不加上自我描述，难以评判这些究竟是理想还是狂想的话：我分别是一个烂学校的音乐老师、钢铁厂工人、身为gay的群艺馆工作人员。难道，你就已经做好了嘲笑我的准备吗？

看到张静初在《孔雀》末尾对着蔬菜哭得伤心而黯然的人，估计不会嘲笑王彩玲。姐姐的理想面对现实如同西红柿摔上墙壁，《孔雀》最终凝为三个字：怎么办？有理想的人并不笨，他们知道别人怎么说自己，更能感受到现实的压力。王彩玲说的明白，等到她有一天真的撑不下去了的时候，随便找个人嫁了算了。高四宝也不笨，改行当皮包公司老板，绝不会比被强奸般夺去王彩玲的贞操更痛苦。一个没有天分没有金钱没有门路的人，如果有一个大大的抱负。我会质疑其实现的可能，但不会嘲笑他“有理想”这一事实本身。每一个尚且怀有梦想的人，在现实的重压之下努力抬头向上的模样，都“给自己建起了一座非手造的纪念碑”。普希金的诗，是吧？

当有理想的人终于认识到如果自己是六指，并不意味着才华横溢，而仅仅只是一种变异的时候；当有理想的人像接受上帝的吻痕一样，给一个兔唇孩子做手术的时候；或者说，接受“王小凡，平凡的凡”的时候，他并没有失败。他们追逐理想的经历凝结成一颗钻石眼，就像赫拉巴尔笔下的巴比代尔们一样，透过这颗眼，平庸的世界同样流光溢彩。新鲜的羊肉取代了虚幻的理想，而生活继续。所以，

 再见，逗号；理想，句号。

张婉婷导演说：“城市都是这样，越来越现代化，越来越没有个性，故事也就越来越少，20年前是纽约，10年前是香港，如今是北京。”张婉婷导演又说：“到了外国，有许多人会问我关于中国的事，令我发现自己对中国的认识很少，因此我到了外国反而会很努力地念中文、看中文书、认识中国历史，甚至还会穿长衫，来证明我是一个中国人。”

鸣谢Cinepedia。我从这两句话看出的隐含意思以及隐晦的逻辑关系如下：第一，张婉婷对中国并不熟；第二，她进行了学习，从间接经验建构了对中国的认识；第三，因为这种感情因素，她对诸如北京之类的城市中称之为“中国”的那些东西的流逝感到惋惜。所以，她就拍了很多能反证我上述三个想法的电影。

我很惊奇地发现，原来张婉婷导演的影片中大部分我都看过。当然，这跟她本来拍的就不多有关。作为一个新电影作家，1985年初次为邵氏拍片，就凭《非法移民》摘得金像奖最佳导演；——据说她和邵氏勾搭上是因为方逸华在纽约购买电影器材，而张婉婷当时正在纽约大学读书。她和老公罗启锐勾搭上也是在纽约大学，因为他们俩占了班上所有中国学生的三分之二。——随后是《秋天的神话》和我下面要讲到的《八两金》。这三部统称为移民三部曲。《我爱扭纹柴》我看过，《战神传说》我看过，《北京乐与路》我看过……

其实我想说的是，就像《北京乐与路》里表现的北京一样，我总觉得《八两金》中的大陆似是而非。通过间接经验获得的对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的认识，有高屋建瓴的优势，能将对象迅速分解为标签和符号；随后用另一种文化眼光，将这些标签与符号拼凑起来，就能得到一个不错的被观察文化的大致图像。这种图像看上去很真实，其实缺少血肉。悲哀的是，我们往往认同这种图像，并且认为它代表了我们逝去的那个年代的风骨。

比这更悲哀的，就是主动将本民族的文化简化为毛笔字、太极拳、集体操、红色、舞狮等等琐碎；然后以艺术的名义或者宣传的名义将这些和盘托出，仿佛还真的输出价值观了。

干，我其实就是为了show一下电影《八两金》的截图，竟然说了这么多。以下是张婉婷导演的影片中1988年的中国：

我公安民警出现的时候，制服好像总是小一号：

要么就是这副德性：

总是有管着你的：

大家都有车，当然是全靠自己动的：

交通堵塞太厉害，乘机打打麻将：

标语当然到处都是，现在也一样：

1988年的沿海地区，这个不多了吧

最佳电影：神探；最佳导演：尔冬升；最佳男主角：刘青云。

可惜这名单只能长存我心，他们是我的无冕之王。

对香港第27届金像奖颇多期待，不管事先得知的肥姐荣膺专业精神奖、邹文怀先生收获终身成就奖，还是当年的邵氏肉蛋邵音音提名最佳女配，都让人觉得这是对香港电影荣光的一次缅怀，以及，在缅怀基础上的奋发。后者，本来更令人神往。王天林、王晶、王子涵三人，可以看作一个恰当的继往开来意象。可惜，我对这三人的敬重程度依次递减。虚弱的现在占据了所有荣耀与尊严，辉煌的过去只配当绿叶并获得唏嘘。

十年的银河映像，大概真的过时了。

杜琪峰对金像奖向来不满，他觉得奖项从来没有给最好的电影和最好的电影人。有时候他是错的，但大多数时候他是对的。李连杰荣登影帝宝座，让人很难接受。我承认，他在《投名状》中的演出，确实有了“戏”的感觉。一个大陆人，在香港电影圈摸爬滚打，赚了钱，把了妹，然后拍拍屁股去了好莱坞。这其中的漩涡陷阱你来我往的繁复算计，怕是不会逊色于《投名状》中高度抽象却显得复杂的官场。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一个馒头嘟起了嘴，就认定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包子。这是对馒头和包子的双重不尊重。杜琪峰说的没错，即使最好的电影人也能获得小金人，却常常不是因为自己最好的电影。你能想象张飞因为参加街道妇女刺绣比赛夺魁而一举成名么？去年刘青云影帝登基之时，我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也许金像奖本来就不属于当年最好的电影或者最好的电影人，小金人只亲睐于那些于当下世道有益的因子。香港电影金像奖是每年香港电影的一个风向标，它指出的不是艺术风格的分野，不是导演个人权势的地图，指出的是香港电影苟且存活的方法。只有两个字：市道。

也许正如梁朝伟的开场词所说，金像奖的评奖没有黑幕，没有交易，都是电影人选出的最出色的电影。这样一张电影成绩单，分数是如何确定的？吴君如说：去年电影票房过十亿，十部卖座片中只有两部是港片。一部是陈可辛监制尔冬升导演的《门徒》，一部是陈可辛导演的《投名状》。这个事实，她试图用粤语、国语和泰语都表达一遍。绝不仅仅因为陈可辛是她相好的，更重要的在于：票房就是成绩，决定了电影成绩单上的分数。

渐渐远去的老一辈影人，像蝴蝶般给世界留下了永恒的色彩和美丽的梦。郑秀文深情但略显做作地说：生命只有瞬间，梦可以永恒。我觉得，永恒的梦，最好能有一张床，一个枕头。没有这些物质基础，所谓的才华，不过是舒淇所说的“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所以，许冠文说，他看到一个“全院满座”的牌子，觉得很可笑。因为那个牌子不是出现在戏院，不是出现在电影院，而是出现在医院。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即使去年电影票房事隔6年后再过十亿，这个笑话仍然是辛酸的成分居多。

所以，我非常敬重邹文怀。这位邵氏叛将对李小龙、许氏兄弟、成龙等人的挖掘，不仅是嘉禾受益，也使得香港电影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横扫东南亚。所以，我同样敬重陈可辛，“在很冷冬天的北京，四个多月，身体都受到折磨，我们拍这部戏不是为了虚荣，也不是为了赚大钱。觉得这是唯一的方法，让不在戏院看戏，在家里电脑看戏的人回到戏院看。”

在虚荣与活着之间，在勉强活着和活得更好之间，永远都是选择后者。这是香港人务实的逻辑，这也是第2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逻辑。我不喜欢这种逻辑，但我承认，很多时候它是正确的。电影，其本身的商品特性可视为根本，艺术特性是该特性的延伸。好啦，方向已经明确了：拍有明星有逻辑有票房的优秀大片吧，别跟许鞍华、杜琪峰、尔冬升一样，第一部拍些什么《疯劫》、《碧水寒山夺命金》、《癫佬正传》这样疯疯癫癫的片子。

杜汶泽问曾志伟：我很荣幸在这里颁奖。你去年拍这么多戏，为什么不见你提名？

      曾志伟答杜汶泽：去年香港很多人死，怎么不见你死。

充气娃娃之恋（Lars and the Real Girl）

因为中文片名的关系想从中领略一些下半身乐趣的同志会失望，但是那些从来相信世界真美好的人们有福了。对于我这样心理略显阴暗的人来讲，唯一的质疑在于为什么大家都爱这个沉默没什么钱长得又丑的家伙呢？虽然，这并不妨碍影片会让我有小小的感动。

很难不让人想起另一部没有拿过奥斯卡奖，却在美国人民心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的影片，风云人物（It’s a Wonderful Life）。同样的，中文译名也是不搭调。在《小鬼当家4》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部上映于1946年的电影，如同我们的春晚一样，是美国人民圣诞夜的保留节目。

事实上，《充气娃娃之恋》这部影片可以看作是一张检验试纸。看看这个世界以及众人是否对你有笑脸，你是否相信这个世界上仍然有真善美，从而愿意付出宽容和爱心来换取同样的回报。虽然现实遭遇总是一再提醒我们不要“幼稚”，但内心深处我们无法拒绝美好的诱惑。至少导演是相信真善美的存在的，并且自信能以此来感动观众。他甚至也将爱意传递给了片中的女主角，那个名叫比安卡的充气娃娃。据说在拍摄过程中，剧组不仅搬运她时轻拿轻放，还只在有戏份时才会出场，甚至连换装也是在拖车中进行的。

穿越大吉岭（The Darjeeling Limited）

这是一部黄色电影，我仅仅是指影片的色调而言。事实上，看到开头Bill Murray那张无辜的中产阶级老男人的标志脸，在印度版的疯狂出租车中毫无表情地晃来晃去的时候，我原以为这会是一部热热闹闹的电影。当《钢琴家》里天生一副苦大仇深相的Adrien Brody追上火车，摘下眼镜嫣然一笑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点点冷笑话的凉气。

     三兄弟的相聚不是为了共享天伦的快乐，而是出于逃避各自不愉快的生活的算计。就故事而言，这是凯鲁亚克《在路上》的翻版。不同的是，垮掉的一代注重的是行走 本身的姿态，乘坐大吉岭特快的三个男人追寻的是内心的宁静与平安。在经历了艳遇与死亡之后，他们终于抛下了那些曾经困扰自己的包袱，将大大小小的行李扔在了火车站台，轻松地向自己的目的地进发。表面上看，影片中有宗教的影子，但却不是劝谕地球上的羔羊归顺上帝真主如来以及玉皇大帝中的任何一位。个人意志， 个人对自我心灵的探寻与勇敢面对，在印度这个空气中充满咖喱味的陌生国度变得鲜明起来。正如表面上三兄弟将命运归属交给了飘走的羽毛，实际上决定羽毛方向的是他们的内心，而不是大自然的风。

潜水钟与蝴蝶（Le Scaphandre et le papillon）

潜水钟，一种无动力单人潜水运载器。早期的潜水器是由一个底部开口的容器，外形与钟相似，故得此名。现代潜水钟大多数已改为全封闭结构，外形也有很大改变，但仍沿用旧名。吉恩·多米尼克·鲍比觉得自己的身体就像一个潜水钟。1995年，他是这个世界上最风光的人之一，作为ELLE杂志的总编辑，每天游走于模特、摄影师与闪光灯之间。一切在12月8日终结，鲍比在开车途中突然脑干中风，全身瘫痪，身体的大部分机能丧 失。医生说生这种病比中彩票还难，但我想鲍比自己并不愿意如此幸运。鲍比自述，他全身只有两个器官还能正常工作，一个是耳朵，另一个是剩下的一只眼睛。事实上，还有鲍比还有第三个器官运转如常，就是他的大脑。从1995年12月8日起，鲍比换了一种方式观察世界，观察自己与家人、朋友以及情人的关系。这一独特的视角，托摄影机机位的福，我们多少能感同身受。

我是Sweeney Todd，这是我的故事。

我知道就人生经历而言，中国人会很自然地想起一个人，他的绰号加名字的全称叫菜园子张青。他和她老婆孙二娘在十字坡开酒店，我和洛薇特夫人在伦敦开了个理发店和烧饼店。张青和孙二娘卖的是人肉包子，我负责把来理发的人变成馅儿，洛薇特夫人负责把馅儿抱在面粉里变成钱，变成她和我终生厮守的美好愿望。不同的是，排名梁山好汉第102位的张青先生多少显得平庸，我却因为约翰尼·德普先生的缘故，如同我手中的剃刀一样毫不低调地晃眼。

自从以为我老婆，美丽的老婆因一个法官的迫害而死之后，复仇变成了我唯一的人生乐趣，和意义所在。我知道法国人会很自然地想起一个人，他的封号叫基督山伯爵。不同的是，伯爵的每一步复仇都有理有节，精密的如同瑞士钟表的零部件，准确地咬合在一起。即使到最后，他也可以带着一个漂亮人儿说出最让人疼痛的两个字：希 望。我没有希望，我只有复仇的强烈愿望，和将其付诸实践的匆忙。与其说我在割别人的脖子，不如说复仇已经占有了我，我变成了死神手中的镰刀。只有当我最爱的人轻易死于我手的时候，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才在我的体内复苏。

这种玩意的失而复得并不会让我活得更好，却让我甘愿走向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