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視鏡

王 朔的《致女儿书》开头看得我有点乏，五十岁的人了，又摆出一副“我是流氓”的样子。“出这书再次证明了我是不甘寂寞的、虚荣的、拿亲情出来卖钱——那怎么 了？我就这样。瞧不惯我别买呀。”跟雕像似的保持同一个姿势，几十年如一日。大叔，现在这年头，你以为你还能算是流氓么？你比许多党员干部正派多啦。话说 回来，这还真是我第一次为王朔的书掏钱。以前我读他的书，比如《空中小姐》、《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还有《永失我爱》之类的，都是拜我大学舍友所赐，他 从地摊上买来的盗版书，我也就蹭着看了。厚厚的一大本，您别说，错别字还真很少，真对得起咱新时代大学生这张脸。我觉得王朔的小说最适合的阅读地点是厕 所，特别畅快。当然，这不是贬低王朔小说的水准，我最近读得书基本上第一页和最后一页都是在马桶上完成的。但是，我确实很少买王朔的书，人嘛，不愿为为自 己感到快乐的事物买单，只愿意为带来好处的事物买单——就像资本主义著名庸俗白黑人歌星卖壳儿·结颗孙唱得那样：被逼的。

王 朔之所以成为流氓，也是被逼的。按照一些庸俗的理论，任何一个在成年后表现得过于强硬或者极端的人物，其童年通常都不怎么美满。要么郁积于内变成难以亲近 的洁癖，要么发泄于外变成有特定人群喜欢亲近的性虐待，这是王朔自己说的。当然，不论是洁癖还是性虐待，相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这是非常态，也就是变态。王 朔的童年同样不幸福，他记忆犹新的是体制对于孩子的扭曲。我看了这本他写给女儿的小书才知道，原来《看上去很美》里面的方枪枪并不仅仅是长相与王朔相似。 保育院中最不人道者，莫过于让孩子定时排泄，王朔经常与方枪枪一样屙不出来。但是，他没有变成洁癖或者性虐待的秘诀在于：王朔将这种事情当作一种磨练， “要忍，从生理需要练起，这个功夫练好了，装其他的孙子也就是小菜一碟。”他坦承就是在保育院里变成油子的，经常说谎，并且每次说谎都准备两个谎言，一个 被揭穿了，第二个马上就能弥补。这是自然进化的结果，这是物竞天择，因为一个孩子只有如此方能生存，才能得到小红花。不必心有愧疚，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没 有人值得诚实对待。当然，一直会有压力和蛊惑让你放弃这最重要的品格，包括“书啊知识分子的呼吁以及来自我内心的声音”。王朔自豪地说：“我都扛住了，没 意气用事。”

凭 借这样一套本领，足以在一个本质邪恶却人人高唱道德歌的世界与年代获得种种便利。因为姿态够低，就能轻易获利，这进一步证明了世界上不仅没有人值得被诚实 对待，而且也根本没有必要。但是，流氓没想到的是，自己也会有女儿，而且女儿给自己带来了足以让自己诚惶诚恐的快乐。有一天，远在美国的女儿隔着两台电脑 屏幕，说你这个流氓爸爸自私。啊，纵然是流氓，心怎不隐隐痛？同时，五十岁的流氓再也没有青皮般的锐气了，以往的荣光渐渐成了负担，直叫人精神分裂。王朔 现在不是琢磨着怎么贫，怎么讨好读者了，他开始思考“宇宙同构”这么一个深刻的命题。他有这个本钱，翻翻《致女儿书》的目录你就会发现，这本书的内容其实 只是目录的前两个章节，就凭这两个章节已经足够让出版社凑过热脸来了。如此，还写其他章节做什么呢。

据 说王朔的《千岁寒》里面充满了哲学沉思，直叫人大呼看不懂。我没看过这本书，但是从《致女儿书》中的段落看来，其思考的核心就是：人这种东西没什么可牛逼 的。“一切以人的利益出发，以人为中心想象世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是不会大于人的。面对女儿的时候，王朔因为自己自私的人生原则感到罪恶。这 种罪恶感与上述的思考相结合，他想给女儿传递的是：没有任何特殊性是人失去之后就不能称之为人的，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处事原则。他希望出身不会成为女儿成 长的累赘，虽然父亲凭借一套流氓本领打下来江山，但是父亲却执拗地要告诉女儿：人生好多格言不过是错觉。看起来像是王朔在精神的炼狱中虽痛苦却也有所得， 并且将这些收获送给了自己最为看重的女人，就是自己的女儿。虽然柏杨在监牢中写下《柏杨在火烧岛——写给女儿的信》，李敖也写了《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 封信》并且还配上了插图，但是如同王朔般以否定自己为最终结论的教益，却实属罕见。

《我是你爸爸》在王朔文集里面应该被归于矫情卷，王朔说，活下去，活在自我虚构和自我陶醉中，大概是写作者的宿命，明白了也没用。大概是他真的把《致女儿书》当作遗书来写了，他对女儿说：我是你爸爸。然后，打破了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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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声音躲在镜头后面问：你知道什么是民主吗？你知道什么是投票吗？画面出现的是一个小女孩，她有点迷茫，不知道，民主是什么，投票又是什么呢？不要嘲笑孩子，聪明如你者，知道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投票吗？

从 公元前五世纪，民主一词第一次出现于古希腊，对于这个词确切含义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就我个人的理解，民主是基于民意的公共选择，“民意”的主体是 “大多数人”。但是苏格拉底之死足以让我们警惕多数人的暴政，或者说暴民政治，所以在美国人那里，宪法被置于高出民主的位置：试图保存民主中有益的成分， 同时以宪法保护个人的自由与民主抗衡。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民主的原因。真正的民主是保证大多人利益的基础上尊重和保护少数人的利益，这是现阶段人类社会 管理自我的最好方式。当然，电影只能观赏和谐版，维基百科连“民主”词条都打不开的吾国吾民，享受得是质量最优的民主，“人民当家做主”。

陈 为军保持了自《好死不如赖活着》以来一贯的敏感，不管这种敏感来自利益驱动，还是来自高于人类星空的悲悯和良心，一样可贵。对于这部《Please Vote For Me》，众影评人如果有幸看到怕是会直流口水：这其中实在太多可以解读的啦。比如：人民喜欢暴君，政治不需要女人，童真如何在利益之下扭曲，等等。到末 尾，怕也少不了“人性”的深沉叹息，然后数着一堆毛票，看“人性”到底帮自己挣了几个叫“稿费”的钱。又或者，因为本片在今年白银电影节上，作为唯一一部 入选的中国纪录片，打败其他99部入围作品，夺得电影节最高奖项“纯银奖长片”，我们就可以指着陈为军的鼻子骂：以畸形的视角歪曲表现中国以讨好其帝国主 义主子。在某些爱国人士看来，这简直是一定的，更确凿的证据就是：这部片子还入围了第80届奥斯卡纪录长片名单！

我 只在40多分钟的观影过程中感受到喜悦，我觉得陈为军的镜头中除了客观还带有一定的善意与乐观。一群三年级小学生，从不知道“民主”与“投票”为何物，却 进行了一场民主选举班长的实验，并且在老师和家长的帮助下真的选出了一个班长。三名候选人在镜头中真实地再现了他们的性格，一个手腕多样试图挑战现行秩序 的成成，一个乖巧可爱却缺乏管理才能的许晓菲，还有一个相信暴力利用金元击倒对手的罗雷。竞选过程中，幕僚的出谋划策，背后财团（父母）的经济支持，展 示、起哄、攻击、辩论乃至游说、以金钱或职位贿选，不一而足。你要说这些肮脏，难道你相信民主真的存在于真空中？我所要确认的只有一件事，即：民主投票有 普及、平等、直接和不记名四原则，在这场武汉常青学校三年级某班学生选举班长的投票中，这四条原则被尊重了。最终的结果，罗雷获得25票，成成8票，许晓 菲6票，罗雷在39人的投票中高票当选。

福 山在《历史的终结》里面说，试看今日之环球，已经是自由民主制的世界。这股潮流会继续延续下去，直到自由民主制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适标准。这么一场经过摄像 机再现的选举，39个人，小学生，选班长，你可以将其看成茶杯里的风暴，但焉知它不是最终酿成滔天巨浪的潜流？不要计较无知的孩子在这场选举中表现出的 “成人手法”吧，哪一个新生儿不是在血污中发出啼哭。我审慎地将新生儿视作希望，而对其长大成人的期待延续时间之长，则近乎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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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曾经很诚恳地说，他欣赏音乐的水平最多也就到民歌。王小波还说，长得像他算不上是一件幸运的事情。我长得比他帅，但是就欣赏音乐而言，最多跟他同样水平。王小波又说，如果在独处荒岛但是可以带一本书和一张CD，他就带一本习题集和一张披头士。这句话除了再次证明我与他音乐上的口味相近，简直没有别的用处。

现在有很多歌手都不识谱，所以唱歌的时候并不依靠乐谱，简称不靠谱。我也差不多，如果听一首歌，就旋律而言，我只能凭生理本能，来给一首曲子作出评价。我更多的是注意一首歌的歌词，通常来讲，如果歌词很烂，这首歌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很喜欢周云蓬的《中国孩子》，从旋律上来讲，属于我听着还算舒服的那一类，而歌词我称得上喜欢并且有一点热爱。周云蓬说，上一张专辑《沉默如谜的呼吸》里面歌词比较抽象，力道过重，会让人忽略旋律。所以，在《中国孩子》里面他像罗丹切掉维纳斯雕像的手一样，对歌词采取了纪录性的写法。可惜，这种苦心遇到我这种欣赏能力低下者根本就是白搭，我还是“但爱其手”，并且觉得“纪录性的写作风格”不是更难能可贵么。

据说周云蓬唱得歌都属于民谣。在我的印象里，民谣在音乐中的地位应该介乎于通俗的流行歌曲与摇滚之间。当然，我这么说可能很不专业，传唱很广的民谣或者摇滚算不算流行歌曲呢？我上大学的时候，属于比较平庸的学生，整天就知道睡觉。后来一睁眼，发现世道有点改变，隔壁宿舍比我晚一年入学的男孩子们已经开始每人抱着一把吉他坐在窗台上表达心中的哀伤以及划破牛仔裤的愤怒了，我却只在一旁为他们担心会不会摔下楼去。我们的宿舍可是在六楼啊，窗户又没啥栅栏。

我原以为民谣就是像我师弟般泡不到码子之后装逼样子的副产品，或者民谣是三十几岁的青年怀念跟女同桌借半块橡皮，但是周云蓬让我看到了其中的力量。这是对歌谣传统的回归，这是对诗经本质的回归，以歌载道在如今是一种难得的良心。《中国孩子》专辑中的《中国孩子》这首歌，语调舒缓却劈头盖脸就是一句：“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不做成都人的孩子，不做河南人的孩子，不做山西人的孩子……不做中国人的孩子，因为中国的现实太险恶。有那么一群“人”，饿极了会吃掉孩子；爸爸妈妈却都是怯懦的人，“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真正感人、并且让我感到力量的却不是对凶险事实的刻画，而是一个无力的人如何在这般凶险之下如何活出尊严。我们仍然要活着，我们仍然要吃饭，我们仍然要买房子。中国孩子难道就可以“住在云彩上面的棉花里，在棉花里偷偷地喝酒”？对不起，那里是悬棺的所在。别人眼中的风景，自己的坟墓。我们要买房子，我们要买房子，哪怕买一套三十万的房子，用得全是银行贷款。哪怕从今往后不能随便请吃饭，不能喝酒，不能出去旅游；哪怕不管洪水滔天，不管天塌地陷，我们要去上班，我们要去上班。生存的世界险恶无比，我们努力经营自己，这是反抗。如果反抗失败呢，如果我们突然间失去了自己的倚仗，比如，突然瞎了怎么办？白天微笑晚上诅咒全世界，或者去毁掉一个善良的姑娘；或者走遍八千里路，永远在路上，不断离开……或者，一切如常，喝酒吃肉单相思，外带出卖朋友？重压之下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这些选择构成意义。面对如钻石山一样冷酷强硬的现世，蝼蚁一般的个人却从没有放弃过磨平它的努力和希望。

我现在能更好的理解王小波独处荒岛时的选择了，一本习题集也许看起来不那么光鲜亮丽，缺乏宇宙、太阳、灵魂之类的光辉。但是它实实在在，对王小波有用的，这不是无趣，这是一个人陷于荒岛却决定凭一人之力与余生对抗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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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绝师太，峨嵋派第三代领导核心，尊名上“灭”下“绝”。按其本人的说法就是“妖魔邪徒，我是要灭之绝之，决不留情。”灭绝师太是个有理想的人，由此可见一斑。有理想不是一件坏事，四十年前我们也琢磨过在白宫里面光复克里姆林宫。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理想，高唱“我和我的战友倒在通往白宫的台阶上”，王小波说那是“瞎浪漫”。瞎浪漫也不要紧，很多理想症患者不过是手无扶鸡之力的文弱书生。要是一个武功极高的老尼姑，手上又有一把倚天宝剑，又犯了这毛病，流血跟死人是少不了的了。

不知道师太的远大理想从何而来。峨嵋派的开山祖师郭襄女侠为人豪爽，胸襟见识不让须眉，也曾与黑社会中有血性的汉子一同喝酒吃肉，好不快活；而灭绝师太的师父风陵师太也不见有此理想中毒的症状。等读到灭绝师太掌毙不愿杀死自己爱人的得意弟子纪晓芙时，我看出了一些端倪，而读到她传位于周芷若时，不禁恍然大悟。

灭绝师太传位于周芷若时，让其发下毒誓，如果爱上恐怖分子张无忌，不仅周芷若父母和她老人家的尸骨难安，还要周的子女“男子代代为奴，女子代代为娼”。何其歹毒，但师太有自己的理由，这都是为了让弟子不要重蹈纪晓芙的覆辙，“负起兴复本派的重任”。为了这么个重任，牺牲弟子一生的幸福简直是天经地义。原来人味这东西也早已被灭绝师太“灭之绝之”了，一种理想如果必须以牺牲个人的幸福为代价，我们就必须检讨这种理想的合理性。

灭绝师太一生以侠义自居，疾恶如仇，自以为为“正义”二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既然自己代表的是正义，与正义对立的当然就是魔，就应该赶尽杀绝。可惜正义自己没长嘴，发话的永远都是躲在正义面具之后的经纪人。当何太冲、班淑娴夫妇代表正义时，还是孩子的张无忌、杨不悔就该死；当鲜于通代表正义时，被他始乱终弃的胡青羊就该死。灭绝师太没有此三人下作，人家有理想，人家有兴复本派的良好愿望，人家杀的是魔，但是说到底还是两个字：杀人。

钱理群说，中国人在杀人之前必先使被杀之人成为“非人”。比如当年国民党称***为“匪”，***称国民党为“反动派”。人一旦被定义为“匪”，被定义为“反动派”，便失去了做人的资格，永远被开除了“人籍”。于是大家可以尽情开杀，名正言顺，没有心理负担：反正杀的又不是人，是“匪”，是“反动派”，是“魔”，事后还可以以正义自居。不禁让人感慨：罪恶，罪恶，你丫给正义戴了多少绿帽子。

灭绝师太难逃一死，也算刚烈，然而我私下为她老人家不值。她一生“斩妖除魔”，最后拒绝了“魔教”头子张无忌的援手，自以为保全了一生作为正道中人的清誉。她临死前对张无忌厉声道：“我做鬼也不... ...”，要是跟老尼姑较起真来，如果她老人家因为一生维护正义的巨大贡献而进了天堂，天堂中再也没有什么“妖魔邪徒”，她必然会面临下岗；如果她老人家不幸因为杀孽太重而下了地狱，那里到是不愁没有“妖魔邪徒”，可是她自己却已经成了“妖魔”的一份子，又怎么能名正言顺的祭起“正义”的大旗呢？

   倒还真不如年轻的时候，听得隔壁寺庙的和尚一声喊“师太，你就从了老衲吧”，就势一软。不够正确，人味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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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一部2002年被国际纪录片协会评为历史上最佳纪录片的电影。在嘎纳，影片放映结束后，观众起立鼓掌13分钟。我对摩尔那肥胖臃肿的样子很有好感，也喜欢他采访时候肆无忌惮的腔调，这一切让他看起来像是一个文化顽童。我喜欢聪明的，有文化的孩子。他的电影充满了鲁迅式的“顺击一枪”，攻击了美国主流社会的诸多方面。以俄克拉荷马爆炸案和科伦拜恩高中屠杀案为引子，他发现美国社会自911之后，恐惧已经成了美国人红细胞的一部分通过血液流遍了全身，深刻影响着美国人的思维和行动。外在上，表现为强烈的妄想症。而在恐吓美国人以及美国人受到恐吓之后开始自我恐吓的过程中，大众媒体功不可没。面对严肃的话题，摩尔没有轻易放弃诙谐，并不停的追求刺激，结尾不出我意料的没有给我答案，是的，表明态度就可以了。

2， 关于自由。摩尔在2003年的oscar颁奖典礼上言辞激烈，宣称：Mr.Bush shame on you。他甚至写过一本叫《笨白人》的书，在书中痛骂自小布什是“贼头”，并主张应该派遣军队、发射飞弹来驱逐这个贼首。他在书中还宣称“美国已经偏离了应走的道路，并处于无知愚蠢的状态。”摩尔为什么可以在大庭广众公开攻击总统呢？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个国家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你能说出你想说的。所以我说了。”因为说话的权利是受宪法的保护的，因为说话是言论自由的一种，言论自由是自由的一种，自由是天赋的权利。根据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美国的公民持枪是合法的。这是对个人自由权力的尊重和保护，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在指定宪法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政府的可怕，它很可能会滥用自己的权力而从民主走向专制，进而妨碍人民的自由。用林达的话说就是“总统是靠不住的”。所以，美国才会有三权分立，权力制衡。而保护人民自由权力不受侵犯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人民的持枪合法，这意味着当政府走向专制，开始侵犯人民的利益的时候，人民有权力并且可以实际上用武器进行反抗。摩尔运用言论自由的权力来批判自由的基础，一个悖论？

3， 关于客观。我知道有个名号叫“新纪录电影”，它肯定了以前经常被否定的在纪录片中使用的“虚构”的手法。摩尔的这部电影也招到了广泛的质疑，认为个人色彩太过浓厚，摩尔作为片中人物带领观众走进其所要展示的世界，他的声音充满了暗示和诱惑的力量。他在片中带领哥伦比亚的受害者去K-MART讨还公道，对NRA主席拜访之后将6岁女孩的照片留在主席家中这样对个人立场的一再申明，无疑让不少人对其影片的客观性产生怀疑。但是，这是个何其混乱复杂的世界啊。所谓的客观冷静，缩在摄像机之后透过冰冷的镜头真的能够捕捉到所谓的真相吗？那么，那一排排在小学门口做现场报道的记者先生们，他们知道了什么？他们浮光掠影式的程式化报道真的能够逼近事件的真相吗？如果纪录片真的要求绝对的客观，那么要将影片的作者置于什么样的地位呢？纪录片的生命和力量在于真实，但是真实就是所谓的“摄影机式不会说谎的”，还是应该追求思想形态和意识上的真实？“绝对的真实”是不存在的，这是讨论纪录片的潜在前提。因为它永远记录的是现在，缺乏历史的参照和纵深，因而是局部而肤浅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借助理性的光芒来照亮尚未被认识清楚的事件呢？我倾向于创作者的介入，虽然同时我们要警惕他用自己的观念玩弄曲解真相。

4， 关于恐慌心理。谣言的传播以及群体心理在这个社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我现在正在阅读思考的问题，希望能写个长一点的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我已经写成了研究生毕业论文。我们在指责媒体的公德心何在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检讨一下普通民众在恐慌以及制造恐慌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起的作用呢？“议员们都是好人，但罗马元老院是野兽”，个人也许是理性而富有智慧的，但是，但社会的原子——个人聚合成为集体的时候，那种癫狂应该说是接近病态的。并且，这种癫狂传染性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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