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視鏡

整形日本

我 读研究生的时候，研究的是传播学。当我还沉沦在故纸堆中和麦克卢汉诸位先贤纠缠的时候，我的台湾同学已经开始做五月天传播现象的研究了。这很让人沮丧，就 像是关起门来精心打造了一把青龙偃月刀，出门一看已经是火器时代了。如果对日本的文化感兴趣，你还在读美国人本尼迪克特六十年前写得《菊花与刀》或者日本 人新渡户稻造1899年写得《武士道》吗？读完之后，你能对下列任何一个词汇发表任何除了“我不知道”以外的见解吗？比如：纯爱、萌、御宅族、腐女子、蛰 居族、暴走族甚至是耳熟能详的kwaii。

汤 祯兆先生是香港人，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及传播学系当兼任讲师，与我有着共同的研究方向，与我的台湾同学有着相同的灵敏嗅觉。他写得这本书以当下流行的各种 事关日本的专有词汇为切入点，倚仗对日本动漫、电玩乃至影视的熟稔，将日本社会与文化切成了薄薄的生鱼片。单就kwaii而言，汤先生就指出 “Kawii”并不等同于中文的可爱和英文的Cute，更有幼小童稚以及那么子一股根深蒂固的孩子气。往上追溯根源，一直归结于《枕草子》，因为清少纳言 曾写道“凡是细小的都可爱”。汤祯兆由此得出结论：日本传统美学中，已经包含后世的“Kawii”意识。随后，他从太宰治的《女生徒》、森男芳光的电影 《家族游戏》、日本动漫、松田圣 子、自助拍摄的摄影机（Print Club）等林林总总的现象出发，为我们描绘出kwaii所向披靡的现世图景。

当然，从一个个词汇出发，这些细节是否能够描摹出日本这个如今亚洲第一文化输出大国的全貌，我们会不会在这头大象面前变成一个个自信满满的瞎子？我从来不担心这一点，用老师的话来说，一滴水里也可以看见彩虹；用我的话来说，从一个马赛克我都能看出日本人民的精神。

ZOO

我知道本书的作者乙一先生，是因为他2006年的时候娶了押井友绘，押井友绘小姐是押井守的女儿。羡慕之余，我去搜索了一下乙一先生的情况，据说他童年由于食用激素药品，导致脸庞异样庞大，在学校中成为同学嘲笑与孤立的对象，内心留下了极为浓厚的阴影。我认为，乙一先生可以作为许多拥有童年阴影的人士的正面榜样，即除了去当变态杀手外，还可以写恐怖小说。

ZOO是这样一个恐怖故事集子，分为上下两部，一共11个故事。乙一先生的风格是故事写得很干净，像一个有着良好教养的小姑娘，但是这个小姑娘的瞳孔里满是秘密，于是更让人觉得不寒而栗。我把这个集子翻来覆去看了两遍，终于想明白为什么它分为上下两部了，简单来说，上部讲得是“生”，下部讲得是“死”。上部的五个故事被改编成了电影，名字就叫《继续活下去的5个故事》。虽然在我看来，乙一先生写“死”故事显得更为纯熟也更过瘾，但我还是喜欢“生”故事。

我尤其喜欢《向阳之诗》，这是一个讲述机器人感受生命、感受爱的故事，听起来很鸡汤，实际上很哀伤。不管怎么说，光是一个机器人坐在草原上闭着眼睛听风声想象着小鸟飞过蓝天……已经足够让人感动了罢。

2010太空漫游

1999年阿瑟·克拉克在回顾漫游系列的时候说：没有哪部三部曲会超过四集的，所以我保证，《3001》绝对是“最后漫游”。他信守了承诺，3月19日凌晨离开了我们所在的这个时空，身后一排丰碑中最高大的就是太空漫游系列2001、2010、2061、3001四部。

我读过的科幻小说中，称得上上品的，一是银河系漫游指南系列，夹棒带刺地把人类的狂妄自大打得体无完肤，阅读这个系列会让我经常情不自禁笑出声。阿瑟·克拉克的太空漫游系列，则是科幻小说中唯一可以让我肃然起敬的作品。库布里克的电影与2001太空漫游这部小说交相辉映，当然电影更是将这个故事的史诗气质显现无疑。

这个系列的小说与美国航天科学的实践有着许多巧合，美国航天总署署长汤姆·派恩曾经寄给阿瑟·克拉克一份任务的报告，封面上写了一句话：“阿瑟，所言不虚。”比这句话更让我印象深刻的句子，一句是“他们生处丰饶之中，却饥饿致死”，另一句是“他从来没有长大，却从来没有停止过生长。”在茫茫的宇宙中，或许我们仍然只是猿人而已，但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仰望星空。人类因为这个执着的姿势而伟大，从一个三百万年走向下一个三百万年。

嗜书瘾君子

我在小商品市场买了张塑料凳，因为我住的地方没有抽水马桶。这两者的内在逻辑在于，当我蹲坑解决生理问题的时候，我可以把正在读的书放在眼前的塑料凳上，而不是撅着屁股高举手中的书本以这样的造型读上十几分钟甚至半个小时。

如果你对我的举止露出会心的微笑，很可能你也是嗜书瘾君子俱乐部的一员。很可能，你也会喜欢上这本美国人写的书。汤姆·拉伯先生在书中详细剖析了嗜书症作为一种疾病，作为患者的瘾君子有着怎样的生理症状、居住环境、生活品质等等。

你是不是经常会毫无来由地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像对待情人的脸一样细细抚摩，甚至凑上去做深呼吸运动？你是不是逛书店流连忘返耽误了回家吃饭的时间，只好向配偶隐瞒去处免得对方发飙？你是不是会蹲在厕所上看书，对体内垃圾的刺鼻臭味充鼻不闻，直到站起来的时候发现双腿已经发麻？你是不是因为买书、藏书太多，让周围的人看你如同怪物？如果是的，这本书可以让你大大安心。你不仅可以在其中找到无数同类，也可以遭遇许多“病情”比你严重许多的前辈。

我说的。姜文是中国大陆少见的有才气的导演，贾樟柯是中国大陆少见的有头脑的导演。所以，我喜欢他们。当然，句式跟女人一样，最会骗人了。套用的话，张艺谋就是中国大陆少见的会刷油漆的导演，冯小刚是中国大陆少见的牙比舌头长的导演……

如今，我看到顾长卫揣着一副老农的诚实模样，在导演道路上奔着小贾一路去了。

我说过。根据莫须有的猜测，贾樟柯先生从《小武》到《三峡好人》都在跟“荒谬”两个字较劲，并且渐渐好像活明白了的样子。顾长卫对另外两个字念念不忘，就是“理想”。从《孔雀》到《立春》，从提出问题到试图求解。如今的世界，“理想”似乎成了一个笑料，要么就是带有坎普坎普的气息。但是顾长卫不动声色的说啊说啊，让本来好像要笑出眼泪的我们，渐渐地呆住，发现我们正在嘲笑的恰恰是自己，或者是从前的自己。

“有理想的人”近乎于不通世故的人、不好接近的人、乏味单调的人、怪物、异类、卡在嗓子的一根鱼刺。我写过，一篇关于《在路上》的书评，我认为应该尊重真正异类的存在，即使不跟从但宽容他们的选择。因为，他们意味着另一种可能，意味着世界的另一副面目；当然，当自身条件不足时，理想不过是可笑的狂妄。阿瑟·克拉克先生很客观：通常百年也难出一个伽利略或爱因斯坦，凡夫俗子最好安分点，别老想吃天鹅肉。

如果，我并不想凭一己之力发现木星卫星的存在，或者提出相对论，我的理想是唱歌剧到巴黎呢，或者考入中央美院，又或者仅仅是获得尊重呢？要是不加上自我描述，难以评判这些究竟是理想还是狂想的话：我分别是一个烂学校的音乐老师、钢铁厂工人、身为gay的群艺馆工作人员。难道，你就已经做好了嘲笑我的准备吗？

看到张静初在《孔雀》末尾对着蔬菜哭得伤心而黯然的人，估计不会嘲笑王彩玲。姐姐的理想面对现实如同西红柿摔上墙壁，《孔雀》最终凝为三个字：怎么办？有理想的人并不笨，他们知道别人怎么说自己，更能感受到现实的压力。王彩玲说的明白，等到她有一天真的撑不下去了的时候，随便找个人嫁了算了。高四宝也不笨，改行当皮包公司老板，绝不会比被强奸般夺去王彩玲的贞操更痛苦。一个没有天分没有金钱没有门路的人，如果有一个大大的抱负。我会质疑其实现的可能，但不会嘲笑他“有理想”这一事实本身。每一个尚且怀有梦想的人，在现实的重压之下努力抬头向上的模样，都“给自己建起了一座非手造的纪念碑”。普希金的诗，是吧？

当有理想的人终于认识到如果自己是六指，并不意味着才华横溢，而仅仅只是一种变异的时候；当有理想的人像接受上帝的吻痕一样，给一个兔唇孩子做手术的时候；或者说，接受“王小凡，平凡的凡”的时候，他并没有失败。他们追逐理想的经历凝结成一颗钻石眼，就像赫拉巴尔笔下的巴比代尔们一样，透过这颗眼，平庸的世界同样流光溢彩。新鲜的羊肉取代了虚幻的理想，而生活继续。所以，

 再见，逗号；理想，句号。

张婉婷导演说：“城市都是这样，越来越现代化，越来越没有个性，故事也就越来越少，20年前是纽约，10年前是香港，如今是北京。”张婉婷导演又说：“到了外国，有许多人会问我关于中国的事，令我发现自己对中国的认识很少，因此我到了外国反而会很努力地念中文、看中文书、认识中国历史，甚至还会穿长衫，来证明我是一个中国人。”

鸣谢Cinepedia。我从这两句话看出的隐含意思以及隐晦的逻辑关系如下：第一，张婉婷对中国并不熟；第二，她进行了学习，从间接经验建构了对中国的认识；第三，因为这种感情因素，她对诸如北京之类的城市中称之为“中国”的那些东西的流逝感到惋惜。所以，她就拍了很多能反证我上述三个想法的电影。

我很惊奇地发现，原来张婉婷导演的影片中大部分我都看过。当然，这跟她本来拍的就不多有关。作为一个新电影作家，1985年初次为邵氏拍片，就凭《非法移民》摘得金像奖最佳导演；——据说她和邵氏勾搭上是因为方逸华在纽约购买电影器材，而张婉婷当时正在纽约大学读书。她和老公罗启锐勾搭上也是在纽约大学，因为他们俩占了班上所有中国学生的三分之二。——随后是《秋天的神话》和我下面要讲到的《八两金》。这三部统称为移民三部曲。《我爱扭纹柴》我看过，《战神传说》我看过，《北京乐与路》我看过……

其实我想说的是，就像《北京乐与路》里表现的北京一样，我总觉得《八两金》中的大陆似是而非。通过间接经验获得的对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的认识，有高屋建瓴的优势，能将对象迅速分解为标签和符号；随后用另一种文化眼光，将这些标签与符号拼凑起来，就能得到一个不错的被观察文化的大致图像。这种图像看上去很真实，其实缺少血肉。悲哀的是，我们往往认同这种图像，并且认为它代表了我们逝去的那个年代的风骨。

比这更悲哀的，就是主动将本民族的文化简化为毛笔字、太极拳、集体操、红色、舞狮等等琐碎；然后以艺术的名义或者宣传的名义将这些和盘托出，仿佛还真的输出价值观了。

干，我其实就是为了show一下电影《八两金》的截图，竟然说了这么多。以下是张婉婷导演的影片中1988年的中国：

我公安民警出现的时候，制服好像总是小一号：

要么就是这副德性：

总是有管着你的：

大家都有车，当然是全靠自己动的：

交通堵塞太厉害，乘机打打麻将：

标语当然到处都是，现在也一样：

1988年的沿海地区，这个不多了吧

最佳电影：神探；最佳导演：尔冬升；最佳男主角：刘青云。

可惜这名单只能长存我心，他们是我的无冕之王。

对香港第27届金像奖颇多期待，不管事先得知的肥姐荣膺专业精神奖、邹文怀先生收获终身成就奖，还是当年的邵氏肉蛋邵音音提名最佳女配，都让人觉得这是对香港电影荣光的一次缅怀，以及，在缅怀基础上的奋发。后者，本来更令人神往。王天林、王晶、王子涵三人，可以看作一个恰当的继往开来意象。可惜，我对这三人的敬重程度依次递减。虚弱的现在占据了所有荣耀与尊严，辉煌的过去只配当绿叶并获得唏嘘。

十年的银河映像，大概真的过时了。

杜琪峰对金像奖向来不满，他觉得奖项从来没有给最好的电影和最好的电影人。有时候他是错的，但大多数时候他是对的。李连杰荣登影帝宝座，让人很难接受。我承认，他在《投名状》中的演出，确实有了“戏”的感觉。一个大陆人，在香港电影圈摸爬滚打，赚了钱，把了妹，然后拍拍屁股去了好莱坞。这其中的漩涡陷阱你来我往的繁复算计，怕是不会逊色于《投名状》中高度抽象却显得复杂的官场。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一个馒头嘟起了嘴，就认定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包子。这是对馒头和包子的双重不尊重。杜琪峰说的没错，即使最好的电影人也能获得小金人，却常常不是因为自己最好的电影。你能想象张飞因为参加街道妇女刺绣比赛夺魁而一举成名么？去年刘青云影帝登基之时，我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也许金像奖本来就不属于当年最好的电影或者最好的电影人，小金人只亲睐于那些于当下世道有益的因子。香港电影金像奖是每年香港电影的一个风向标，它指出的不是艺术风格的分野，不是导演个人权势的地图，指出的是香港电影苟且存活的方法。只有两个字：市道。

也许正如梁朝伟的开场词所说，金像奖的评奖没有黑幕，没有交易，都是电影人选出的最出色的电影。这样一张电影成绩单，分数是如何确定的？吴君如说：去年电影票房过十亿，十部卖座片中只有两部是港片。一部是陈可辛监制尔冬升导演的《门徒》，一部是陈可辛导演的《投名状》。这个事实，她试图用粤语、国语和泰语都表达一遍。绝不仅仅因为陈可辛是她相好的，更重要的在于：票房就是成绩，决定了电影成绩单上的分数。

渐渐远去的老一辈影人，像蝴蝶般给世界留下了永恒的色彩和美丽的梦。郑秀文深情但略显做作地说：生命只有瞬间，梦可以永恒。我觉得，永恒的梦，最好能有一张床，一个枕头。没有这些物质基础，所谓的才华，不过是舒淇所说的“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所以，许冠文说，他看到一个“全院满座”的牌子，觉得很可笑。因为那个牌子不是出现在戏院，不是出现在电影院，而是出现在医院。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即使去年电影票房事隔6年后再过十亿，这个笑话仍然是辛酸的成分居多。

所以，我非常敬重邹文怀。这位邵氏叛将对李小龙、许氏兄弟、成龙等人的挖掘，不仅是嘉禾受益，也使得香港电影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横扫东南亚。所以，我同样敬重陈可辛，“在很冷冬天的北京，四个多月，身体都受到折磨，我们拍这部戏不是为了虚荣，也不是为了赚大钱。觉得这是唯一的方法，让不在戏院看戏，在家里电脑看戏的人回到戏院看。”

在虚荣与活着之间，在勉强活着和活得更好之间，永远都是选择后者。这是香港人务实的逻辑，这也是第2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逻辑。我不喜欢这种逻辑，但我承认，很多时候它是正确的。电影，其本身的商品特性可视为根本，艺术特性是该特性的延伸。好啦，方向已经明确了：拍有明星有逻辑有票房的优秀大片吧，别跟许鞍华、杜琪峰、尔冬升一样，第一部拍些什么《疯劫》、《碧水寒山夺命金》、《癫佬正传》这样疯疯癫癫的片子。

杜汶泽问曾志伟：我很荣幸在这里颁奖。你去年拍这么多戏，为什么不见你提名？

      曾志伟答杜汶泽：去年香港很多人死，怎么不见你死。

中国农民工调查

    这本书的封面华丽的不像样，一个带有鲜明波普特征的农民工头像的排列组合占据封面的大部分位置。波普，是一种流行，同时也是一种怀旧，是如此矛盾的一个统一体，正如现在的农民工群体表现出的一些特征。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对于农民工而言是个问题，这源于户籍制度决定的城乡二元结构与农民群体追求个人幸福之间的矛盾。

    有这样一个冰冷残酷的逻辑，中国的制造业在过去的20年当中实现高速增长，户籍制度功不可没。如果没有户籍制度，如果农民工可以享受城市工人的所有待遇的话，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将荡然无存。占据道德制高点指责户籍制度的不平等是过瘾的，正如曹锦清所说，在现代社会，为不平等辩护，那总是说不出口的。但是，在目前中国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能力的制约下，实现城乡居民的权利平等，政府是有心无力的。稳妥的做法是，将户籍制度回复它作为人口管理方法的本来面目，剥除附着其上的福利待遇各方面的差别。去除作者魏城——前《中国青年报》记者，现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在书中那些琐碎的行踪，这本书实质上是温铁军、胡鞍钢、周春山、曹锦清等关注中国“三农”问题的最优秀学者们的一次观点交锋。

我在伊朗长大

    1980年到1994年，前后或之间，伊朗。先是爆发了反对国王的群众运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体系逐步确立，这意味着很多伊朗女性姣好的面容与身材只能白白浪费在面纱与宽大的袍子后面。当然还有两伊战争，陆陆续续打了8年。玛赞·莎塔碧的青少年在这样的伊朗度过，然后她写了，或者说画了一本书，叫《我在伊朗长大》。

    根据本书改编的影片Persepolis（《茉莉人生》）参加了入围第60届嘎纳电影节，并在第80届奥斯卡上获最佳动画长片提名，使得原著一下子热闹了起来。相比起书前半部分玛赞参加游行没被军警逮住却挨了老妈一耳光后自嘲“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人袭击了我们”，全书的后半部分显得较为沉重。这可以理解，这本书是玛赞的个人经历，同时也是一个民族的记忆。记忆不但有维系生存，延续历史的作用，还和道义、尊严等价值准则联系在一起。而这些可贵的价值，最终还是回归到对个人生活的捍卫上来。与玛赞的外婆几十年如一日在Bra里放上茉莉花瓣呵护自己的乳房相比，强权和枪炮显得过于虚张声势了。

先上讣告后上天堂
    我们正在变得无趣。就拿死亡这回事来说吧，祖先曾经表现的极为有风度。晋书上说，刘伶先生：身长六尺，容貌甚陋。就这么一位丑先生，经常乘坐鹿车，带着一壶 酒，后面跟着一个人扛着锄头，刘伶说：死便埋我。但是，刘伶之所以成为刘伶而不朽，正在于其他人的速朽。死亡，对于中国人来说永远是一种禁忌；对死亡的言说，也几乎变成了一件不道德不光彩的事情。讣告，这种问题在中国的式微似乎是理所当然。所以很难想象，以下这样的文本能够出现在中国人的生活：“塞尔玛· 科克，曼哈顿一家店铺的老板，精于为妇女选择尺寸最合适的胸罩，大多数时候只需洞察秋毫的一瞥，从来用不着拿软尺比量。她由此名动全国。本周星期四，塞尔 玛·科克死于西奈山医疗中心，享年九十四岁，胸罩尺寸34B。”

    在经历了繁荣、萎靡两个时期之后，目前西方的讣告写作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他们关注的是各色人物的命运，不管是王公巨贾，还是昨天还给你家通下水道的普通工 人。英美报刊中，美国三魁首：《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英国的四巨头：《每日电讯报》、《卫报》、《独立报》、《泰晤士报》都为讣 告慷慨地留有位置。因此也就造就了大批追捧讣告的粉丝，简称“讣迷”。其中的一位大牌就是本书的作者，玛里琳·约翰逊小姐本身就是一位写作讣告的高手，她 将自己阅读讣告的心得、与讣告写作高手的交流统统记录了下来，变成了这本书。即使这本书本身不够十足的精彩，但光是其中引用的讣告原文，我觉得已经足够值回购书款。

    玛里琳·约翰逊小姐说：阅读讣告，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年代。告诉你们吧，死在这个时代是最棒的。嗯，我暂时完全同意前半句话。